一条2019年开通的自行车专用路，如今仍在向南开拓，尝试解决北京部分地区通勤难题。其运行3周年的数据显示，在这条专用路上的通勤骑行者，平均每日节省通勤时间14分钟，每周平均碳减排10.37吨。

从低碳出行、工业园区改造，到城市更新，在日前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，多个有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话题引发专家讨论。大家形成的共识之一是，我国已进入城市化中后期，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，而建设绿色低碳的城市空间结构，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。

“过去我们擅长建设，盖房子很拿手，但（城市）更新时代重要的是运营管理。”在论坛现场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、中国规划学会理事长杨保军以成都宽窄巷子的运营机制为例说，宽窄巷子的运营机制是“三位一体”，政府为经营环境提供综合管理服务和配套支持，运营企业经营市场，负责招商规划和市场营销，每个店家、业主尽可能地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进行传承创新，经营产品和服务。

“三方携手使得宽窄巷子一直保持吸引力，它的房子只租不售，也保持了业态持续升级的可能性。”在杨保军看来，一个有活力的地方往往包括吃、住、游、文化、商业等多种功能，会根据市场变化不断更新内容，他尤其强调，“如今消费体验比物质消费本身更为重要”。

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城市室副主任、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黄金川也注意到，一城一地活力的提升对于当地营商环境优化至关重要。他结合这些年产业与人口的关系变化补充说，之前人们为了求温饱、求小康，会跟着企业走，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，人们的择业需求更多元，选择也更多，企业则越来越注重从不同维度考量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。

对此，常常帮助企业选址的黄俊瀚深有感触，他是德国思颐集团中国区负责人，他和团队的业务之一是帮助欧美企业制定全球发展战略，战略中的重要部分包括规划制造基地、研发基地及打造中国区运营总部。

“我们这些年代表企业去和不同的地方政府谈，问的不是当地能给企业多少优惠、补助，我们最关心的是人，从工人到管理层，他们的需求最终如何解决，包括衣食住行、教育、医疗等需求。”黄俊瀚说，有时对方会觉得跑题了，但在他看来，营商环境包括很多维度，除了关于企业发展、产业配套的部分，还包括人力资源、公共服务及社会治理，“这其中就涉及绿色、环保与低碳”。他举例说，最近团队参与一个项目时就充分考虑到了能源是否绿色、当地工厂是否达到零污染排放等问题。

如何提升城市活力？杨保军的答案是，“尽可能让城市的功能复合，让业态多样、空间多样”。他说，很多案例都证明，城市更新要注意改变过去单一的用途，以更多元、包容、开放为方向。他还提到城市功能完善的背后，是城市能级的跃升，“能够对人才产生吸引力，对资金、对创新创业都能形成新的动力。”但他同时补充说，如今的城市更新不再是大刀阔斧，而是慢工细活，“用绣花功夫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”。

黄金川也认为，城市更新要注重与生态空间的融合，他说，如今年轻人追求城市生活的品质，青睐公园城市，将城市空间格局与生态空间融合，才能把本土的文化底蕴及区域发展的活力催化出来，提升吸引力。

实际上，关于城市功能整合，我国多个城市已付诸实践，其中就包括多地各有特色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。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以上海黄浦区“15分钟社区体育生活圈”为例说，过去的黄浦江畔“人挤人”，但黄浦江两岸滨江公共空间贯通项目实施以来，8.3公里的黄浦滨江岸线释放出更多公共空间，容纳了世博体育园、外滩国际电竞文化中心、滑板极限主题时尚运动公园等城市地标性体育设施。

“这种公共空间的整合，不仅在构建一种新的城市生态，对经济增长也有贡献。”邹骥说，随着新功能的开发，黄浦江沿岸的土地跟着增值，“土地升值的背后，是城市作为一种资产的整体升值，这对招商引资、吸引人才能起到基础性作用。”

对于未来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，邹骥很有信心。他说，当下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之一，就是以城市群、都市圈为依托，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。

在他看来，环境保护、绿色低碳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阻力，而是助推我国高质量增长的新动能。“2021年，我国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近1/6，在贸易方面，很多新的出口动力也来自绿色低碳领域。”邹骥尤其提到来自绿色城镇化投资方面的增长动力，包括投资城市群、高铁、城际交通、充电桩、清洁的供热制冷、低碳建筑、公共服务设施等。

“低碳环保可以和经济增长高度重合。”邹骥说，在当今全球的治理技术体系下，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，实现发展路径的创新，“经过努力既实现发展目标增长，收入水平提高，缩小收入差距，还能实现空气质量目标、能源安全目标，提高城镇化率等。”